人间失格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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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
 
  深夜,玄关处传来一阵慌乱的开门声。
 
  深夜,玄关处传来一阵慌乱的开门声。我蓦然惊醒,随即意识到必是喝得烂醉的丈夫回来了,我没理会,默不作声地继续睡去。
 
 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灯,一面狂乱地喘着粗气,一面翻箱倒柜,似乎在寻找什么。不久,只听一声像是重重地坐在榻榻米上的声音,之后就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了。他到底在干吗?我没有起身,躺着说道:“您回来啦。吃过饭了吗?碗橱里还有饭团。”
 
  “不用了,谢谢。”他一反常态,温柔地回答我,跟着又问道,“儿子怎么样了,还发烧吗?”
 
  这种问话着实少有。儿子明年就满四岁了,不知是营养不良,还是丈夫酗酒的影响,抑或是其他原因,他比那些两岁的孩子还要瘦小,不但路走不稳,就连话也说不清,只会咿咿呀呀地吐出一些简单的词语,我甚至担心他的脑子是否有问题。有次我带孩子去澡堂,当抱起光着身子的孩子,看到他孱弱丑陋的身体,顿时心如刀割,禁不住在众多浴客面前哭了出来。此外,孩子一年到头不是拉肚子就是发烧,丈夫又极少在家,也不知他心里是如何看待孩子的。每次我告诉他儿子发烧,他却总是轻描淡写:“是吗,那你带他去看医生不就行了?”说话间又匆忙披上斗篷出门去了。我何尝不想带孩子去看医生,可是家徒四壁,哪来的钱?我只能躺在孩子身边,默默地抚摸他的头,别无他法。
 
  然而这晚,不知为何,丈夫如此温柔,竟关心起孩子的病情来。我没有丝毫喜悦之情,反而心生一股不祥的预感,只觉脊背发凉,不知如何作答。屋里一时只闻丈夫剧烈的喘息声。沉默持续良久,忽地,门外传来女人微细的声音:“有人在家吗?”
 
  我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,浑身一凛。
 
  “您在家吗,大谷先生?”这次她稍微加重了语气,同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。
 
  “大谷先生!我知道您在的。”话音中已带着明显的怒意。
 
  听动静,丈夫总算去了玄关,“什么事?”他似乎很不安,语气生硬地答道。
 
  “还能有什么事?”女人压低声音说道,“看起来你也是有家有室的人,何苦要做盗窃之事?请别再开这种恶意的玩笑,快把那东西还给我。否则,我马上去报警。”
 
  “你在胡说什么!你少在这儿侮辱人。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,马上离开!你们若是不走的话,我才要去告你们呢。”
 
  这时,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:
 
  “老师,真是好胆魄啊。说什么不是我们能来的地方,真是唬得我话都说不出来啦。这事可不比其他,你这是盗窃钱财,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吧。时至如今,你知道我们夫妻俩为你吃了多少苦头吗?非但如此,你今晚还做出这种不知廉耻之事。老师,我可真是看错你了啊。”
 
  “你们这是敲诈!”丈夫高声叱喝,声音却不自禁地颤抖,“是恐吓!马上离开!你们若是有什么不满,明天再说。”
 
  “你可真会虚张声势啊,老师,俨然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。如此看来,我们除了报警别无他法了。”
 
  “悉听尊便!”丈夫激动得声音都变了,却越发听出他的心虚。
 
  我起身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套,走到玄关,对两位客人说道:“欢迎光临寒舍。”
 
  “呀,这是夫人吗?”
 
  男人穿着一件及膝的短大衣,五十岁出头,一张圆脸毫无笑容,向我微微点头示意。
 
  女人则是四十岁上下,身材纤细,衣着整洁。
 
  “深夜造访失礼了。”女人亦是同样的面无表情,解下披肩,对我还礼。
 
  这时,丈夫突然穿上木屐向外逃跑。
 
  “嘿,这可不行!”
 
  男人一把抓住丈夫的一只手,两人随即纠缠起来。
 
  “放手!刀子可不长眼!”
 
  丈夫右手中的折叠刀闪着寒光。那把刀是丈夫的珍藏之物,一直收在书桌抽屉里。刚才丈夫回到家中就一通翻找,想必是早已料到会发生接下来的事,才会事先找出刀子藏在怀中。
 
  男人不禁后退几步,丈夫趁机逃脱,如同巨大的乌鸦般,挥舞着斗篷的短袖,冲进黑夜中。
 
  “强盗!”男人大喝一声,欲追将上去。我忙赤脚跑出门外,拖住他:“求您消消气。你们两位无论谁受伤都不好。请您将剩下的交给我处理吧。”
 
  听我如此一说,旁边那位四十岁的女人也说道:“是啊,老公。那人现在发了狂,手上又拿着刀,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”
 
  “混蛋!报警吧!我绝饶不了他。”男人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外面,自言自语般喃喃道。他全身的力量已经松懈。
 
  “实在是抱歉。请进来,把事情经过告诉我。”我回到玄关蹲下身,“我也许能代为善后。请进屋再说吧,虽然地方简陋。”
 
  两位客人对视之后微微点头,随后男人整了整衣服:“无论您说什么,我们的心意已决。不过,我们会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夫人。”
 
  “好的,请进。坐下来慢慢说。”
 
  “不,其实我们也没太多时间。”男人一边说着,一边准备脱下外套。
 
  “不用了,请您就这样进来吧。屋里挺冷的,真的,请您穿着外套吧。因为家里一件取暖用具都没有。”
 
  “那我们就失礼了。”
 
  “请。这位太太也穿着外套进来吧。”
 
  男人走在前面,女人跟随其后,一起进了我丈夫那间六块榻榻米大的房间。开始霉变的榻榻米、残破不堪的纸窗、斑驳的墙壁、纸面脱落露出骨架的推拉门、角落里摆着书桌和书橱,而书橱空空如也。见到如此惨淡的光景,两位客人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气。
 
  我将破旧得露出棉絮的坐垫推给他们:“榻榻米太脏了,请两位屈就一下,坐这上面吧。”随后我再次寒暄,“初次见面。我丈夫一直以来似乎给两位添了很多麻烦,而且今晚也不知何故,竟做出如此骇人之事,我真不知该如何致歉才好。无论如何,像他那样喜怒无常的人……”话到一半,一时语塞,落下泪来。
 
  “夫人,请恕我冒昧相问,您今年贵庚?”男人毫不介意坐垫的残旧,大大咧咧地盘腿坐在上面,手肘抵住膝盖,拳头撑着下巴,向前倾着上身,对我问道。
 
  “请问,您是指我吗?”
 
  “是的。您丈夫应该是三十岁吧?”
 
  “是,我……比他小四岁。”
 
  “那也就是,二十六岁。他可真是太过分了。您还这么年轻啊。不过,想来也是,丈夫三十岁的话,确实也理应如此。只是,您实在是令人吃惊。”
 
  “我先前也是。”女人从男人身后探出头来,“太不可思议了。有这样一位贤淑的太太相伴,何以大谷先生会如此不堪呢,是吧?”
 
  “病了,一定是病了。以前还没那么过分,可是近来情况却越来越糟。”男人说完,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 
  “是这样的,夫人。”他一改语气,步入正题。
 
  “我们夫妻俩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,我们都是上州出身。您别看我现在是个正正经经的生意人,以前却是相当的不务正业,也不屑在乡下跟农民做些锱铢必较的小买卖。”
 
  “大约二十年前,我带着老婆来了东京。最初我们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做伙计,同所有人一样几经辗转辛劳,渐渐有了点积蓄。昭和十一年,我们在中野站附近租了现在的那间小房子,只有六块榻榻米大,外带一小块泥地,不瞒您说真是个狭窄邋遢的小地方。虽然餐馆开业了,但招待的都是些每顿只肯花一两元的客人,我们心里实在是没底。尽管如此,我们夫妻俩仍想着勤俭节约,踏踏实实地开好这家店。靠着勤俭节约,我们得以有余钱进到较多的烧酒和杜松子酒。那之后酒类供应开始短缺,其他的餐馆都被迫转行或是停业,但是我们家好歹把这生意坚持了下来。当然,熟客们也十分仗义,甚至有人通过关系,将某位军官的酒肴分了少许给我们。”
 
  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空袭越渐频繁。我们既没有孩子拖累,也不愿回乡避难,于是打算经营到房子被烧毁为止,一直坚守着这摊生意,最后总算是平安无事地挨到战争结束,大家都松了口气。现在我们公开地从黑市进酒来卖。总之,我们就这样挨了过来。我这般长话短说,兴许会让您觉得我们并未遭遇大风大浪,反而一路颇有些运气吧。但事实上,人生如地狱,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,当真就是这个理。每迎来一件好事,便会有成倍的坏事降临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有一天,啊不,半天的话,那就算走运了。”
 
  “您的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里,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。那个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形势还没那么严峻,不,也许那时便已经走向败局了吧。反正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所谓实质或真相一概不知,都以为只要再坚持两三年,至少能跟同盟国以平等的身份议和。大谷先生初次来店里时,我记得应该是穿着久留米织造的便装,披着斗篷。不过,不只是大谷先生,那时候即便是东京街上也很少有穿防空服的人,大部分人仍是穿着平时的装束放心外出。所以,我们也没有觉得他的着装不整或是别的不妥。当时,大谷先生并非独自一人,虽然是当着夫人的面,罢了,我还是不再隐瞒,实话跟您说吧,您丈夫是由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领着从后门悄悄进来的。”
 
  “那段时期,临街的正门都是关闭的,用当时的流行语说叫闭门营业,只有极少数的熟客懂得从后门悄悄进来。他们也不会坐在泥地的椅子上喝酒,而是在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,不开灯也不喧哗,静静地喝到醉。这是那个时期的规矩。说起那个女人,她先前在新宿的酒吧里做女招待,总是带一些大方的客人来我们店里喝酒,那些客人慢慢成为店里的熟客,这就是所谓的各行有各道,算是互惠互利吧。那女人的公寓就在附近,新宿的酒馆关闭之后她不再做女招待,但仍时常带相识的男人过来。那时候我们店里的存货也日益减少,即便是再爽快的客人,增加一个酒客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件高兴事,反而是件麻烦事。只是,那之前的四五年间,她带了许多出手阔绰的客人来光顾,算是于我们有恩,对她介绍来的客人,我们都尽量好好招待。”
 
  “所以您丈夫那时候被小秋带着从后门悄悄进来,哦,小秋就是那个女人,我们也毫不奇怪,依旧把他们请进里面的房间,奉上烧酒。那晚,大谷先生规矩地喝酒,账是小秋付的,最后两人又一同从后门离去。不知为何,那晚大谷先生沉静文雅的举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魔鬼初次现身,会表现得那般纯真而安详吗?从那晚开始,我们的小店就被大谷先生盯上了。”
 
  “十天后,大谷先生独自从后门进来,一下掏出一张百元纸币。哎呀,那个时候一百元可是笔大数目,比现在的两三千元还值钱。他将钱硬塞到我手里,说拜托我了,然后怯懦地笑笑。当时,我看他的样子已经喝了不少,想必夫人您也该知晓,他的酒量真是无人能及。有时我们以为他醉了,可他又突然一本正经地说出条理清晰的话来。而且他即使喝得再多,也从未醉得走路摇晃。虽说三十岁左右正值血气方刚,正是能喝酒的时候,可是酒量好到他那个程度的着实少见。那晚也是,尽管已在别处喝了不少,他仍在我们店里接连喝了十杯烧酒,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,我们夫妻俩与他攀谈,他也只是腼腆浅笑,或含糊不清地附和两声。突然间,他站起身来询问时间,我忙将剩下的零钱找给他,他却答称不用。我加重语气说道:‘您这样让我们很为难。’他这才笑道,那就预存在这里,他下次再来。说完就离开了。”
 
  “夫人,自始至终,我们从他手里拿到钱真是仅此一次。从那之后,他就想尽办法骗吃骗喝。三年时间里,他一分钱都没付过,我们的酒却几乎全叫他一人喝光了,太荒谬了!”
 
  听到这里,我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。没来由地忽然间觉得可笑。我慌忙掩嘴,望向老板娘,只见她也低头笑着。随后,老板也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。
 
  “唉,真是的,明明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,可确实太过离谱,自己也忍不住想笑。说实在的,他若是能把这般厉害的能力用到正途上,当个大臣或是博士,都不在话下。不单是我们夫妻俩,据说被那人缠上骗光家财,在这冰天雪地里哭的人可不少。就说小秋吧,和大谷先生结识后不久,她原先那个不错的靠山也跑了,她自己的钱与和服也不见了,眼下正住在大杂院的一间脏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。小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,简直近乎无耻地向我们胡乱吹嘘。她说大谷先生的身份尊贵,是四国某位大名的分支,大谷男爵的次子,因为品行不端被赶出了家门,不过一旦他的男爵父亲去世,他就能与兄长平分家产。其次,大谷先生本身智商极高,堪称天才,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写了书,比石川啄木那位大天才写得还要出色,之后陆续又写了十余本书,年纪轻轻俨然已是日本第一大诗人。此外,他还是位大学者,从学习院高等科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,再升入帝国大学,既会德语又会法语还会什么的,哎呀,总之被小秋吹得天花乱坠,恍若神人。她所说的,倒也并非全无根据。我们向旁人打听过,也都说大谷先生是男爵的次子,是有名的诗人。这下可好,就连我家这老婆子,都一把年纪了,也跟小秋争起风来,说什么出身名门就是不同,一脸期盼大谷先生驾临的狼狈相,真叫人难以忍受。”
 
  “现在说起那些名门望族,和平民百姓也没什么区别。可直到战争结束前,提到追求女人的手段,不外乎就是扮演被逐出家门的豪门少爷。奇怪的是,女人还就吃这一套。这还真是,用现在流行的那个词说,就是叫作奴性的东西吧。当着夫人的面这么说可能有些失礼,像我这种人,大家都会说什么老奸巨猾,而这位堪堪称得上望族的所谓四国大名的分支,还是次子,与我等又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呢?我断不会去做那种谄媚逢迎之事。可话虽如此,不知为何我就是拿那位老师没办法。每次下定决心无论他如何哀求也绝不再让他蹭酒,然而每次见到他好像被人追命一样突然而至,到了我们店里就一副安心的模样,刚下定的决心便再次动摇,忍不住又拿酒给他。其实他喝醉了也从不胡闹,若是能如期清账的话,还真是一位好客人。他从不吹嘘自己身份高贵,也不以天才之类的无聊身份自居,每次小秋那家伙在老师身旁向我们鼓吹他的伟大,他就突然岔开话题,说他只是想要钱,想要结清这里的账,一句话就冷了她的场。”
 
  “大谷先生虽从未付过欠我们的酒钱,不过小秋却时常代付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位似乎不好让小秋知道的神秘女人,那女人似是哪家的夫人,跟大谷先生来过几次,也曾帮大谷先生付过不菲的金额。我们说到底也是商人,若非有人垫付,不管是大谷先生还是王公贵族,也没有让他一直白吃白喝的道理。尽管时不时地有人替他付钱,然而毕竟长贫难顾,我们已经蚀了大本。后来听说老师家在小金井,并且已有妻室,就想登门拜访商谈一下账款之事。我们曾向大谷先生委婉地打听府上地址,岂料他立时察觉,反而说‘我没钱就是没钱,何苦如此计较呢,闹翻脸吃亏的是你们……’诸如此类难听的话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想至少要找到老师的家在哪里吧,于是跟踪过他两三次,不过每次都被他巧妙地摆脱了。”
 
  “那之后,东京开始频繁遭受大空袭,有次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帽闯进来,自顾自地从橱柜中取出白兰地之类的酒,站着大口喝完后,又一阵风似的离开。别说付钱了,连句话都没有。终于熬到战争结束,我们便公开从黑市进了酒肴,又在店门口挂出新的招牌布帘,顶着困难把门面做足,为了招揽顾客还雇用了一名年轻女孩。那位魔鬼老师也再次现身,但并非带着女人,而是每次都跟两三名报刊记者一同前来。用那些记者的话来说,就是军人的时代注定要过去,反倒是以前挨穷的诗人将更受追捧。大谷先生跟那些记者高谈阔论,尽说洋人名字,又讲英语,又谈哲学,全是些莫名其妙的内容。记者们正一头雾水,他便忽然起身离开,再不复返。记者们等得兴味索然,嘟囔着‘那家伙到底去哪了,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’,便开始准备离开。我忙说:‘诸位请稍等,老师总是以这招遁逃,所以账还得由你们来结。’有时候那些人会老老实实地凑了钱结账离开,也有时,他们会怒气冲冲地说:‘找大谷付钱去,我们可就靠着五百元过活。’这时候我也只能答道:‘话虽如此,您知道大谷先生至今为止赊了多少账吗,若是诸位能从大谷先生手里讨回债款,不论多少,我都将其中的一半送与诸位。’记者们闻言都一脸惊愕:‘什么啊,没想到大谷竟然是这么卑劣的家伙,今后再也不同他喝酒了,我们今晚带的钱还不足百元,明天再给送过来吧,先将这个押在这里吧。’随后豪爽地脱下外套或是取出别的东西。”
 
  “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低劣,可与大谷先生比起来,却不知正直坦率了多少。大谷先生若是男爵的次子,那记者们便称得上是公爵统领了。战争结束后,大谷先生的酒量见长,面貌也渐趋凶恶,还会随口说出一些以前从来不说的下流笑话,有时甚至会突然出手殴打与他同来的记者,然后双方扭打成一团。就连我们店里雇来的那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,也不知什么时候给他骗到了手,真是把我们吓得半死,愁得手足无措,可无奈米已成炊,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,苦心劝说那女孩与他断绝联系,悄悄将她送回亲戚身边。”
 
  “我向大谷先生请求,前事既往不咎,只求您以后别再来了。他竟语带威胁地说:‘你这种赚黑心钱的人也配这么说话?你们的事我可什么都知道。’翌日晚,他照旧若无其事地光临本店。想来是因为我们在战时还暗地里做着买卖,作为惩罚,我们才不得不忍受这个魔鬼。然而他今晚竟然犯下这种恶行,不管他是诗人也好老师也罢,他如今只是盗贼,他可偷走了我们五千元钱哪。平日我们进货需要钱,店里充其量只有五百、一千元的现金,不瞒您说,我们右手收进来的营业款,左手马上就拿去进货。今晚我们店里之所以会有五千元这么大一笔钱,是因为眼看年关已近,我便去几个老主顾家里收账,好容易才收到这个数目。这笔钱相当重要,若不能即时用来进货,到明年正月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我老婆在里间点算清楚之后,就将这笔钱放进柜子抽屉里。那人原本独自在泥地的椅子上喝酒,似是看到了这一幕,忽然起身冲进里间,一言不发地推开我老婆,拉开抽屉,一把抓起那叠五千元钞票塞进斗篷口袋里,我们还没回过神来,他就飞快地冲出店外逃走了。我一边高喊,一边和老婆在后追赶。我也曾想,既然事已至此,不如高呼抓小偷,引来行人一同制伏他。可转念一想,大谷先生怎么说也算是熟人,那样做未免也太不留情面。于是我们决定今晚无论如何一定要跟紧大谷先生,找到他的落脚点,和他好好谈谈,请他退还那笔钱。我们只是做生意的一般人,夫妻合力才总算找到贵府,强忍怒火,好声好气地请他归还钱财,未承想,他竟然掏出刀子扬言要动武,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 
  不知为何,我再次感到强烈的笑意,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老板娘也红着面浅笑着。我抑制不住一直笑着,虽自知对老板很是失礼,却仍是觉得莫名地可笑,笑得无法停止,直至流下眼泪。我忽然想到,丈夫在诗中所写的“文明的结果是滑稽”,说的也许就是这种心情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