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者无疆第二十章 荷兰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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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,我六岁,在浙江余姚(今慈溪)乡下。

我读书早,六岁已二年级。那天放学,见不少人在我家里,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。原来河西老太病重,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。

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,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,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。

“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。”大家说。

“不,”妈妈说,“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,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,让他带来。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

妈妈说得有道理,大家都沉默了。

“我去听听看!”这是祖母的声音。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,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。

祖母是小脚,按她的说法,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,她母亲不忍心,偷偷地放松了,所以是“半大脚”,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。她除了去庙里念经,很少出门,更不会去河西,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,石板早已打滑。这天,我扶着她,她把我当拐杖,一步步挪到了河西。

河西老太躺在床-上,见到祖母很高兴,想伸手却抬不起来。祖母连忙俯下-身去,轻声问她想吃什么。

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,但终究喃喃地说了。

祖母皱了皱眉,要她再说一遍,然后笑了,抬起头来对众人说:“她要喝荷兰水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,回到家里问妈妈。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,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,就要祖母描述一下。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,母亲“哦”了一声:“那就是汽水!”

原来,在祖母一代,汽水还叫荷兰水。

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?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,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?

对此我从未考证。

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,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,妈妈特地关照他寄“快信”,不可延误。

几天以后,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,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,上面封着小铁盖。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,轻轻一扳,铁盖开了,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。也不倒在杯子里了,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。

河西老太喝了两口,便摇头,不想再喝。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,也不再说话。我当时不明白,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,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?

当天晚上,老太就去世了。

这事早就遗忘,今天到了荷兰,轻轻地念一声国名,才如沉屑泛起,突然记得。

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,偶有所闻,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,包括衣食享用。这就像,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、瓷器和茶叶。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,看似琐碎,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,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,有着远远超越政治、军事、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。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-人,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。

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,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。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,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,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。

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。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,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,第一口失望,第二口摇头。她终于没有了牵挂,撒手尘寰,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。

她以生命的结束,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。